每一位出国留学学生对未来海外的生活都有一些想法，有的人充满了期待，有的很紧张，有的有很自如。下面美国夢沃学校(上海)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看看别人是怎么追求国外生活的。

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刚好遇上中秋节，我被邀请参加一群中国留学生的中秋聚会。一个宽敞的学生活动中心里挤满了人，还有特地从哈佛赶过来的学生，摆开好几桌，吃薯片，玩“三国杀”，喧哗之声此起彼伏，还以为到了唐人街的中餐馆。

聚会到深夜才散，我跟刘旭沿着查尔斯河散步回家。刘旭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大脑的记忆机制，导师是个日本人，拿过诺贝尔奖。在淡淡的月光下，他谈起自己的梦想、失败的婚姻、清贫的生活，以及外人看来有些荒唐的**——每天砍下果蝇的脑袋，后来高级一点了，换成整天看小老鼠走迷宫。这所大学方圆百里到处是刘旭这样的博士后，从一个博士后站辗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站，他们一边在实验室里忍受无比枯燥的实验过程和99%失败的可能性，一边心存1%的指望：有一天你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了，然后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和实验室都跑来给你邀约。要不是他的故事打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底色，麻省理工学院的故事就未免太明亮，太未来派了。

麻省理工学院

一条查尔斯河划开美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前者遵循英国大学的古典精英教育模式，以培养现代绅士为己任，后者则秉承德国大学模式，强调研究与动手实验，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其中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知识是可贵的，但必须有用。

在过去的150年里，这所大学的发明和创造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经纬：、电磁铁、雷达、高速摄影、复印机、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GPS、癌症药物、人类基因图谱、激光、太空旅行……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所大学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从历史中去追寻，但更快捷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个体的故事中去找。当时我的采访本上记着这么一个问题，每个采访对象都要例行问一遍：“你所在的学科前沿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扎堆进去。在媒体实验室，我得到一个更有趣的回答——“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媒体实验室成立之初，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现在看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的整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原来的“人工智能”转向“拓展人类”。

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

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处。所以，大学从一开始就有宇宙论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认为这是大学所代表的最纯粹的意义——它是一个世界相遇、讨论、生产知识的场所。在媒体实验室，这种相遇来得更加激烈、疯狂和有趣，因为这里崇尚“博学者”——你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很可能精通五个领域的研究;而且，他们相信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

在亚历山卓女士(媒体实验室的媒体负责人)的安排下，我在媒体实验室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参观权限，以及与研究员自由交流的机会。我在报道里重点写了几位“疯狂发明家”，比如托德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音乐和乐器的固有观念，音乐可以“骑”出来，“捏”出来，“摸”出来，节奏可以像土豆一样地丢来丢去，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

还有赫尔教授，他17岁失去了双腿，从此致力于发明比人的肢体更高级的假肢。他属于我最害怕的那种采访对象，沉默寡言，每次提问都只有寥寥几个字的回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堆满了假肢的沙发上，我问他：“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有人觉得您的假肢太酷了而宁可砍下自己的腿?”他很冷酷地回答：“这有什么不好?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吗?”

你能想象这些科学家在一起合作，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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